2007年5月15日下午三点，一辆黑色马车缓步驰向格洛斯特大教堂（Gloucester Cathedral），准备迎接从教堂内被抬出的棺木；盖着黑丝绒的棺木上缀满白色玫瑰，引导马车的礼宾人员披着黑色披风、头戴高帽、手持银杖，场面既庄严又戏剧化，一切与丧礼的主角，不幸于一周前自杀辞世的时尚推手Isabella Blow的个人风格完美呼应。
时间回到一星期前，Isabella Blow的夫婿Detmar Blow发送了一封讯息给所有亲友，内容写道“Issie昨晚安详地过世。我心已碎。DETMAR。”当天是英国银行的休假日，媒体新闻量不多，因此这位向来以古怪、夸张帽饰著称的时尚指标的死讯，在隔日登上了各大报章杂志的头版。
Isabella Blow过世时年仅48岁，她的死让亲友非常伤心，但并不感到惊讶，亲近她的人都知道，她已经抑郁多年，而且罹患卵巢癌，她的丈夫Detmar Blow告诉媒体，她是死于癌症，但直接造成她死亡的原因其实是自杀。面对这个令人心碎的结果，曾受她提携且与她交情匪浅的帽饰设计师Philip Treacy表示，“这只是个小细节，Isabella没有任何悲情的地方，她总是派对上的灵魂人物。”
在动手结束生命的几天前，Isabella Blow在伦敦的English Eccentrics礼品店，让《浮华世界》（Vanity Fair）为她拍摄了生前最后一组照片，当时她身体虚弱，但仍然精神抖擞，为摄影提供了许多点子，但言谈间似乎已经预告了她的选择。
“有场丧礼，办得非常好，就像婚礼一样。”当时她不经意地提起。其他人直到听见她的死讯，才明白她的意思。
如同1989年的婚礼一样，这场葬礼的仪式计划得非常周全，Isabella Blow穿着Alexander McQueen设计的红与金色缎面洋装，丈夫Detmar Blow身着与结婚时类似礼服，当年为她设计新娘头饰的Philip Treacy制作的黑色帆船帽饰安放在棺木上，一切都与Isabella Blow多年来为自己经营完美形象一致。
充满创伤的童年
1935年，Isabella Blow的祖母Vera Delves Broughton离开对婚姻不忠的祖父，前往东南亚、太平洋诸岛、中南美洲及格陵兰等地探索，成为最早的女性人类学摄影师，她拍摄的照片许多收藏于大英博物馆（The British Museum）。
1940年，Henry John Delves Broughton爵士与年轻的第二任妻子Diana移居肯亚，没过多久妻子就开始红杏出墙，交往的对象是Erroll伯爵Josslyn Hay（Earl of Erroll, Josslyn Hey）；1941年1月，Josslyn Hay被发现头部中弹陈尸在自己的汽车里，Henry John Delves Broughton爵士于是被以谋杀罪起诉，虽然后来因罪证不足而无罪释放，但这起事件让他彻底名声扫地。1942年回到英国后，他在一间旅馆里服吗啡自杀。这个故事在当时是非常轰动的丑闻，1984年英国记者James Fox以此为蓝本出版了小说《欲望城》（White Mischief），小说在1987年被改编为同名电影。
Isabella Blow于1958年出生时，家族财产已散失大半，一家人住在祖传宅邸Doddington Hall对面的房子里，与昔日的祖宅之间只隔着一座湖。Isabella Blow后来回忆，那个环境令人感觉相当恐怖，“小屋俯瞰著那间大空屋，看起来很黑。有种逝去荣耀的感觉，大宅邸里的豪华的家俱塞进一间小房子里，典型英格兰失势家族的模样。”
在她4岁时，2岁的弟弟意外家门口的湖中溺毙，这个悲剧彻底撕碎了她的家庭，父母的婚姻从此破碎，她与两个妹妹也很早就被父亲送去寄宿学校。Isabella Blow表示，不论多少年过去了，她永远记得当时发生的事。
“我可以记得所有的事，”她说，“忍冬花（honeysuckle）的香气，还有他躺在草地上。我的母亲上楼去擦口红，我对口红这么着迷可能与这有关吧。”
父母在她14岁时正式离婚，母亲从此离开，父亲旋即再婚。不久之后她的父亲在移除腿部静脉曲张血管的手术后被感染，失去了一只脚。中学毕业后，Isabella Blow被送去牛津的秘书学校就读，当时的牛津是个无拘无束的地方，她在那里显然如鱼得水。
“当时有点放纵主义，”Isabella Blow的昔日同窗，知名政治记者Adam Boulton表示，“那里有非常多酒精，Isabella总是穿着鸡尾酒小洋装。她会到交谊厅来，摆动身姿，提起裙子，这是她的行事风格。唯一的问题是她有没有穿内衣裤。”
学校毕业后，Isabella Blow前往伦敦，做过各种工作，出版大亨好友David Macmillan认为，她会进入时尚产业，某方面来说，与早年的创伤脱不了关系。
“她进入时尚界是因为她喜欢打扮。”David Macmillan表示，“她喜欢变成另一个人，就算只有一天、一刻、一个场合。”
在纽约的蜕变
1979年，21岁的Isabella Blow前往美国，进入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主修艺术，但没过多久就放弃学业，跟着英国籍的男友Nick Taylor搬到德州米德兰市（Midland）。1981年，两人在美国结婚，但婚姻只维持了两年。与Nick Taylor分居后，她前往纽约，进入《Vogue》杂志担任安娜温图（Anna Wintour）的助理。
“她出现在走廊上，戴着黑色蕾丝头纱（mantilla），看起来像是艾尔葛雷柯（El Greco）画作里的女性，以及艾利斯库柏（Alice Cooper）的综合体，”当时也在《Vogue》担任助理的剧作家Evgenia Citkowitz表示，“她用Perrier汽泡矿泉水洗桌子。她的同事看起来像是穿着时髦制服的机器人，与她们相比，她完全是个怪胎。”
在《Vogue》担任助理期间，Isabella Blow曾短暂在艺术家安迪沃荷（Andy Warhol）的工作室“工厂”（Factory）担任模特儿，与纽约的艺术家社群来往密切。
“Issie当时曾经跟尚米榭巴斯奇亚（Jean-Michel Basquiat）交往，不然就是他老是待在她的办公室里。”Anna Wintour回忆道。Jean-Michel Basquiat是活跃于1970、80年代的知名涂鸦艺术家。
美国的生活经验不仅让Isabella Blow正式步入时尚产业，也让她重新发现、改造了自己的风格，但Anna Wintour认为，这样的改变背后，其实多少反映出她对自己的不信任。
“她必须隐身在那些奇特的服装里，让人总是好奇她对自己有什么感觉。”Anna Wintour表示，“从一开始就是这样，而且随着她年纪渐长，变得越来越夸张。”
勉强维持的表相
1986年，28岁的Isabella Blow从纽约返回伦敦，进入与《Vogue》同样隶属康泰纳仕（Condé Nast）集团的时尚杂志《Tatler》工作。2年后她与第二任丈夫，艺术品经纪人Detmar Blow在一场婚礼上相遇，16天之后两人宣布订婚。1987年，他们在格洛斯特大教堂举办了盛大的婚礼，婚后两人入住格洛斯特郡（Gloucestershire）一间名为Hilles的大宅，这栋房子是Detmar Blow的祖父，知名建筑师Detmar Jellings Blow在1914年之后的作品，非常富历史气息，室内充满了古董挂毯、盔甲及长枪等中世纪物品。
“他们就像两个孩子被放进一间大房子里，”Isabella Blow的好友名媛Lucy Birley表示，“但他们都对金钱非常没有安全感，而且彼此助长这种恐惧。”
夫妻两人把Hilles打造成艺术家沙龙，招待来自文化圈的朋友，但这种优雅的表相维持得并不轻松，因为Hilles其实是Detmar Blow母亲的财产，“她让自己蜕变成超凡的存在，”室内设计师Camilla Guinness表示，“但旁人总是有种她在财务上只是勉强过得去的感觉。”
雪上加霜的是，Isabella Blow无法生育，而Detmar Blow的姐姐Selina婚后育有两个孩子，因此在2003年，Detmar Blow的母亲要求他们搬离Hilles，让Selina一家人入住，这对Isabella Blow来说，是一大打击。2004年，Isabella Blow与丈夫分居，各自开启新恋情，虽然一年多后就重修旧好，后来也重新搬回Hilles，但在这段时间，友人开始注意到Isabella Blow精神状况走下坡，出现忧郁倾向，行事风格也变得极端。
“Issie曾经把所有的预算都花在鸡尾酒摇酒器和冰桶上，她还雇用一位穿着白色燕尾服的80岁老人，他曾经在Claridge饭店当过酒保，她把所有的钱都花在那种铺张浪费的事上。”歌手布莱恩费里（Bryan Ferry）回顾某次到Isabella Blow的公寓参与摄影时表示，“我走进屋，她对我说，‘亲爱的，你想要鸡尾酒吗？’当时才下午4点，那可怜的老人已经在那里站一整天了。这简直跟伊林沃夫（Evelyn Waugh）的小说一样。”
对她的朋友而言，这样的行为其实并不意外，因为Isabella Blow的行事风格向来就十分浮夸，但随着她病情恶化，程度越来越夸张。有一次她被请去《Vogue》的办公室挑选照片，结果被禁止进入《Vogue》长达3个月。
“她被禁止上楼3个月，”造型师Joe McKenna回忆道，“一位员工走进办公室看见她弯腰趴在灯箱上，裙下没有穿内裤。”
无法定义的才华
1990及2000年代，Isabella Blow的名字在时尚界十分响亮，意见也非常受敬重。她是时尚界的明星，不但衣着风格独特，Philip Treacy为她设计的帽饰也总是镜头捕捉的焦点；但自始至终，担心被时尚产业丢下的恐惧都不曾散去，她的风格太过特立独行，总是感到自外于主流社会，而时尚产业虽然重视创意，但终究还是得面对消费市场。
90年代她曾帮助《星期日泰晤士报》（The Sunday Times）设立了风格版（style section），并且在英国版《Vogue》担任编辑，但两份工作后来都没有获得续聘；她在奥地利水晶品牌施华洛世奇（Swarovski）担任顾问，说服Alexander McQueen的1999春夏系列与Swarovski合作，但最后Swarovski与她的合作也没有延续。
“她非常懂得找寻新事物，而且总是可以找到看待事物的新方式，”在纽约时期就与Isabella Blow相识的摄影师Mario Testino表示，“但要定义她的工作很困难，也很难找到方式支付她薪资。你找到一个设计师、找到一位模特儿，这要怎么衡量价格呢？”
“Issie不会只向你推荐某个人的某个技能，而是他们整个人生，就像奴隶商人一样！她用一种极度讲究、不端、充满诱惑的方式做这种事。”知名音乐制作人Malcolm McLaren表示，“她像是个永远在找寻点子的人。但那个点子其实就是她自己，而且从来没有人在她面前摆面镜子告诉她，‘Issie，这都是因为你，你就是那个艺术家，但你从来不告诉任何人，所以从来不会有人给你报酬或肯定你。’”
Isabella Blow总是声称Alexander McQueen在2000年代初期被Gucci收购，是因为有她居中牵线。1997年她与Gucci创意总监Tom Ford共进午餐时，席间Tom Ford提到他想要收购新品牌来扩张企业版图，于是Isabella Blow建议他可以收购Alexander McQueen，Gucci与Alexander McQueen后来顺利开启协商，但在2000年底双方相约于巴黎签字时，Isabella Blow才发现合约上完全没有提到她的名字，新公司里也不会有她的位置，时尚产业残酷的一面展露无遗。
“就某方面来说，这让设计师可以用无情的方式获得成功，”一位不具名的时尚业内人士表示。
许多人责怪Alexander McQueen对这位早年发掘他的伯乐太过无情，但也另有消息指出其实是Gucci集团的高层不信任Isabella Blow，不论真相如何，Isabella Blow与Alexander McQueen后来仍然维持朋友关系。
“她无法理解你可以为钱做某些事，那不见得必须是什么好的事，而且没有人知道那是你做的，你只要拿到钱就好了。”作家Plum Sykes表示。“除非她有爱，否则她不能做任何事，她无法忍受任何不美、不有趣的事物。”
黑色幽默
随着精神状况恶化，Isabella Blow的幽默感变得趣来越黑暗。她开始经常戴着19世纪的服丧戒指（mourning ring），有时开玩笑说她想戴着Philip Treacy的野鸡羽毛帽饰下葬；她告诉《纽约客》（New Yorker）杂志等她死后，她的心脏会被拿出来放进一个心形的盒子里送给她的丈夫。2002年前往纽约参加Swarovski活动时，她穿着西班牙寡妇的服装现场，对《纽约观察家报》（New York Observer）表示，“我的丈夫最近死了，所以我变得非常富有。”
亲友们都注意到她的情绪越来越大，而且也越来越担心钱，惧怕不再受时尚界重视。这种恐惧几乎变成一种执著，虽然她对时装及设计的爱从未减退，但言语间可以明显感受到她的不满。
“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是，他们已经摧毁其中精神了。现在就是全球化、美国化，只是‘写支票’而已。”她对巴黎的记者表示。
对西方时尚产业彻底失望，让Isabella Blow开始想要模仿她的冒险家祖母走向世界。2007年初她开始计划与科威特大公的侄子Majed al-Sabah合作，推出一系最名为《Arabian Beauty》的书籍来介绍中东地区的时尚。甚至开始谈起要去半岛电视台（Al Jazeera）担任时尚记者，却好几次把半岛电视台说成“盖达组织”（al-Qaeda）。
“我告诉她那简直是疯了，”Philip Treacy表示，“而且你不能样到处乱说，你想说的是半岛电视台，不是盖达组织！”
一路走下坡
2006年2月米兰秋冬时装周期间，Isabella Blow向昔日的老板Anna Wintour透露想自杀的念头，此后也数次向亲友提起，但这些话都说得相当随意，大家习惯了她活泼、爱开玩笑模样，因此一开始都没有放在心上。但当年的米兰时装周还没结束，她就提早离开，回到伦敦。
“她是真的在痛苦挣扎，”Anna Wintour表示，“但即使在那样的情况下，她开怀大笑的精神和能力还是没有消失。”
米兰时装周结束后，Anna Wintour及几位友人安排她住进伦敦市郊的疗养中心进行治疗，但为期6周的疗程还没结束Isabella Blow自行就离开了。
离开疗养中心两星期后，有一晚上她的丈夫Detmar Blow外出和设计师Vivienne Westwood吃晚餐，Philip Treacy临时登门拜访，却发现Isabella Blow吞下大量安眠药，已经奄奄一息，这是她第一次尝试自杀，Detmar Blow将她送进疗养院，在那里她接受了包括电击治疗（electroshock treatment）在内的多种疗法，但电击治疗只能短暂地让她变得亢奋，帮助有限。她向友人透露觉得自己正在失去理智，失控与复元的周期变得越来越短。
2006年4月，情况再次恶化，Isabella Blow在独自搭计程车前往治疗机构的途中要求停车，从高架公路上跳下，结果跌断了双脚的脚踝，此后她的病情急转直下，有时会避开亲友，工作效率也大受影响，《Tatler》开始找寻新的时尚总监，设计师也渐渐不再愿意借她服装。
同年8月，脚踝的伤还没痊愈，Isabella Blow受印度时尚协会（Indian Fashion Council）邀请，前往新德里出席印度时装周（Indian Fashion Week）。这趟旅程是由LVMH集团的印度区顾问Tikka Shatrujit Singh居中安排，因为他希望Isabella Blow能与他合作设计一款新的手提包。拜访期间伦敦康泰纳仕办公司接到电话，得知住在新德里帝国饭店（Imperial in New Delhi）的Isabella Blow积下了大量账单，而且正在计划前往喜马拉亚山脉。Tikka Shatrujit Singh想知道究竟是谁要替她支付这些消费，康泰纳仕集团表示他们不会付钱。
更糟的是，印度当地的媒体误以为Isabella Blow是康泰纳仕集团的官方代表，当时印度版《Vogue》正在筹备发行，当地时尚界很受鼓舞，Isabella Blow被当成了《Vogue》的代理人，人们以为她是到印度去挑选编辑团队的。
“她就像是个旋转苦行僧（whirling dervish），“开始接受媒体访问，”英国康泰纳仕集团主席Nicholas Coleridge表示，“《印度斯坦时报》（Hindustan Times）头版登了一篇文章，文章旁有Issie戴着大帽子的照片，标题是‘疯帽客Blow抵达印度指派《Vogue》印度版编辑’，在事情恶化之前，Singh就把她送上飞机了。”
回到伦敦后连续三周，Isabella Blow都在接受治疗。亲友们开始担心Detmar Blow可能会没有心力继续照顾她，因为他的父亲Jonathan Blow在多年前，Detmar Blow只有14岁时，就服用农药自杀身亡。2006年秋季，Isabella Blow决定到父亲位于Doddington家乡的坟前献花，然后模仿祖父住进一间旅馆自杀，在行动前她告诉Philip Treacy，自己将会死于药物过量，Philip Treacy随即联络她在《Tatler》的同事，同事找到Isabella Blow用公司的名义租的车，一路追查到旅馆，这才把她救了下来。
此后她不断尝式结束生命。曾有一次她想要模仿作家维吉妮亚吴尔芙（Virginia Woolf）在口袋里装满石头跳进乌兹河（River Ouse），但当她到了乌兹河边，却发现河流因为旱季而干枯了。还有一次她谎称自己的马跌断了腿，要求兽医给她安药死镇定剂，这个计划没有成功，因为兽医要求先诊断那匹不存在的马。她也曾考虑要从伦敦铁桥跳河，但在听说铁桥下其实有架防护网后，就作罢了。
2007年初，Isabella Blow在影星鲁伯特艾瑞特（Rupert Everett）的陪同下再次前往印度，这次拜访是受化工大厂ICI多乐士（ICI Dulux）委托，为他们生产的纱丽布料挑选新的颜色，但她的精神状况仍然相当不好，总是提早离开时装秀。在印度期间她去了果亚省（Goa）拜访公关专家好友Karla Otto，却在几天后被Karla Otto发现在海滩上服药过量而再度获救。从印度回到英国后，她接受了更多电击治疗，治疗后精神极度亢奋。
“有天晚上她打电话给我，”Lucy Birley回忆道。“我以为她是嗑药了，她说她要在印度喀拉拉（Kerala）买城堡，还有她要弄一间养白孔雀的农场。我们可以躺在阳台上，她会戴着跟鸟蛋一样大翡翠项链。那就像是被丢进超现实的电影里一样，完全与现实脱节。”
2007年3月，Isabella Blow原本计划要飞往科威特编写第一册的《Arabian Beauty》。但随着启程的日期逼近，原本Majed al-Sabah答应预先支付的1万英镑却迟迟没有汇入，Isabella Blow与助理及摄影团队的机票也没有下闻。最后Majed al-Sabah只为她与助理订了两张机票，并支付了5,000英镑，因为他另外选择了一组葡萄牙的摄影团队，同时也决定要使用自己收藏的服装，而不是听从Isabella Blow的意见挑选特定设计师的作品，这让Isabella Blow非常失望，在上飞机前再度服药自杀。
“Issie坚持要用特定设计师的特定服装，她一定要某件Hussein Chalayan的洋装展开，里面不穿任何衣物。我不能让我们的女性穿这样完全透视的衣服，”Majed al-Sabah表示。“而且她对我想要推广的品牌没有什么感觉。她用概念化的方式来看待这件事，我则是用现实面的方式看待。”
科威特的计划无法如预期发展，让Isabella Blow陷入更严重的低潮，不久后她接受手术移除卵巢囊肿，由于麻醉可能会让人情绪低落，手术后她又接受了电击治疗，但这回电击疗法没有带来预期的效果。“它一点用也没有。”她向Philip Treacy表示。
2007年4月30日，Isabella Blow的妹妹Lavinia开车送她去伦敦参加《浮华世界》的摄影。两天后Isabella Blow写了一封像是遗嘱的信给她的会计师。几天后她打电话给同事提起身后遗愿，但在开始深谈前就被来访的客人打断，当时Isabella Blow向同事保证会回电，却没有守约。
5月5日早晨，Lavinia出门采购家用，回到家发现Isabella Blow倒卧在浴室地上，呕出蓝色液体。在前往医院的路上，她表示自己喝下了在家附近的原野上找到的除草剂。
“她担心自己喝得不够。”Lavinia表示。但随后Isabella Blow又对她说，“不要担心，我会全部吐出来。”
医师在检验报告出炉前，无法确定Isabella Blow到底喝了多少农药，因此一整天她的丈夫Detmar Blow、两个妹妹Lavinia与Julia，以及Philip Treacy与他的伴侣 Stefan Bartlett，仍然抱着一线希望在医院守候。但隔日检查报告宣布了最坏的消息，由于服用的农药剂量太大，Isabella Blow已经无药可救，只能缓慢地死去，医师无法准确断定她还有多长的时间可活，只说农药作用的过程最长可达三周。
亲友纷纷来到病床前陪伴她，过世前的Isabella Blow谈笑风生，对Philip Treacy嘲弄她的医院长袍不以为意。“与时尚有关的事我哪会在乎舒适度呢？”她对Philip Treacy说。
“她完全不忧郁，”Philip Treacy表示。“就算已经快要死去，她还是有办法让大家笑。”
在失去意识前，Isabella Blow与Detmar Blow为身后事做出安排。2007年5月7日上午她咽下最后一口气，葬礼订在一周后举行。Alexander McQueen找到一位灵媒与她联系，灵媒对他说，“Isabella现在与她的祖母在一起，她很快乐，而且希望大家不要为她伤心。”几小时之后，灵媒打电话告诉McQueen，说Isabella Blow又给了她新的讯息。
“顺带一提，”灵媒对Alexander McQueen说。“我的母亲休想得到任何我的帽和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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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Vogue、Vanity Fair、The Guardian、The Telegraph、Daily Mail、The British Mus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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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1-19 11:4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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