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画的故事】从维梅尔的帽子看见荷兰社会的男女交往新规矩

维梅尔想必有几顶帽子。虽然没有文献提及，但是维梅尔那一代有他那种身份地位的荷兰人出现在公开场合，绝不会光着一颗头的。看看〈台夫特一景〉前景处的人，不管是男是女，人人都戴着帽子或包着头巾。穷汉凑和著戴的宽边帽名叫klapmuts，较有钱的男子为了向人炫耀，戴上〈军官与面带笑容的女子〉（Officer and Laughing Girl）中的那种帽子。看到那位军官在屋里还戴着他那顶时髦的大帽子，根本不必大惊小怪。维梅尔笔下只有正在工作的男子没戴帽子：音乐老师或科学家。追求女性的男人，绝对戴着帽子上场。男人进屋或向女人致意时要脱帽的习俗（今日已少有人记得的习俗），在当时还没有。只有在君王面前，温文有礼的欧洲男子才会脱下帽子，然而荷兰人自豪毋须向任何君王鞠躬致意，鄙视那些奉行这规矩的人，因此荷兰人时时戴着帽子。维梅尔在两幅画中将自己画进画里，而那两幅画里，他都戴着帽子。在〈老鸨〉（The Procuress）中，他屈居乐师这个小角色，戴着几乎垂到一边肩膀的华丽贝雷帽（译按：扁圆的无檐帽）。十年后，在〈画艺〉（The Art of Painting）中，他戴了更小得多的黑色贝雷帽，而即使在那时候，那都是这位艺术家有别于他人的独特标记。

维梅尔还有其他社会角色要扮演，因此需要符合那些角色身份的服装。他在台夫特民兵组织里当“射手”，享受这职务带来绅士般的身份地位，但没有证据显示他懂得如何使用火枪。维梅尔死后，妻子卡塔莉娜．博尔涅斯拟出他身后财产清单，以作为她申请破产的依据，清单中有一柄长矛，胸铠、头盔各一具，但没有枪和军服。从当时描绘著军服荷兰绅士的许多肖像画来看，他需要一顶和〈军官与面带笑容的女子〉中那位军官所戴一模一样的气派毛毡帽。若戴贝雷帽，会被人视为轻慢，而铁头盔戴起来不舒服，只有作战时才穿。身为民兵，代表拥有特定的社会地位，而且必须穿着得体，以免有失身份，因此，维梅尔想必拥有一顶像〈军官与面带笑容的女子〉中所见的那种帽子。

我们所不知道的乃是他是否曾拥有那样的帽子。死后财产清单里没有那顶帽子的蛛丝马迹，但那种帽子很值钱，而卡塔莉娜又急缺钱用，因此在维梅尔死后到她提出破产保护这两个半月间，卡塔莉娜很有可能已将它卖掉。我们能确知的是他家族里有位制帽匠。维梅尔的叔伯迪尔克．范德敏内是个毛毡制造商兼制帽匠，一六五七年死时有一个儿子、两个外孙人在东印度公司。或许迪尔克做了几顶帽子给侄子维梅尔，或许〈军官与面带笑容的女子〉中的那顶帽子就是其中之一。

那顶帽子将会是我们在这幅画中所要开启的门，但我们在此先花点时间想一想这幅画作本身。我们看到什么？ 一身鲜红外衣、打扮炫丽、身形超乎正常比例（维梅尔所爱用的视觉变形手法效果）的军官，在向美丽的年轻女子（我猜是以卡塔莉娜为模特儿画成）示爱。画中场景或许看似在表现非常个别的行为，但其实不折不扣展现了他作此画那个时代的社会风气，因为它以当时近乎稀松平常的场景，呈现了一六五○年代末讲究仪礼的荷兰社会里，年轻男女追求异性时奉行的新规则。

再早个几十年，军官没有机会和更高地位的女性如此对坐调情。社会风气不允许追求者和被追求者私下相会。维梅尔在世时，追求异性的规矩改变，至少在荷兰城市地区如此。谦恭有礼取代战场上的英勇厮杀，成为赢得女人芳心的法门。浪漫爱情取代金钱，成为赢得爱意的凭借，演出两性之间的紧绷态势改在家中上演。男女仍为获致性和终身伴侣而商谈——这正是那位军官和面带笑容的女子正在做的——但这时商谈化身为调情，而非讨价还价，商谈的目的是结婚，以及一栋配有铅框窗子和昂贵家具的坚固砖屋，而非床上一小时的欢愉。

资产阶级生活的新象征挤掉了老旧的金钱象征，礼貌取代了喧闹，男女的互动变得更拘谨，更轻盈而高雅。因此，描绘调情场景的画家，不再像十七世纪先前那样，以热闹的妓院为背景，他们开始把调情男女放在家屋之内。维梅尔在世的年代，正是两性关系转变的高峰，以及随之衍生出来的绘画传统手法的高峰。〈军官与面带笑容的女子〉显示他理解了这项转变的结果。

为漫长独立战争上过战场的荷兰士兵，可能曾视女人为战利品而恣意掠夺，但那样的时代当时已结束。维梅尔为何在这对交谈男女后面的房间后墙上，挂上〈荷兰全境和西佛里斯兰的新精确地形图〉（The New and Accurate Topography of All Holland and West Friesland），原因或许在此。那份地图来自一六○九年停战前承制的一份宣传品，其目的在颂扬荷兰人追求独立的奋斗精神，但此时早已是陈年往事。军官不再扮演那样的战场角色，他们拥有的权威和尊敬也大不如前。维梅尔颠倒地图上的设色，把土地画成蓝的，水画成褐的，或许暗喻军人地位的逆转。陆地和海易位；军人和平民的相对关系在不同的社会秩序里也改变了。男女的相对关系，可能也有了改变，因为画中的军官虽然神气活现，但摆出恳求姿态的是他，而这场婚姻的决定权在女方。维梅尔在世时，荷兰社会正经历大规模的变迁——从军事社会过渡为平民社会，从君王制过渡为共和制，从天主教过渡为喀尔文教派，从商行过渡为公司，从帝国过渡为国家，从战争过渡向贸易——而上述反转现象，正是那大变迁的一部分。

但是在这幅画中，我们所走进的门不是那张地图，而是那顶帽子，因为在那扇门的另一边，有着通往更广阔天地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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