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被推迟的Met Gala反而是场“及时雨”？

在眼下这个档口，谈论“时间”实在是再合适不过。

去年11月，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宣布了2020年的Met Gala和大都会博物馆展览主题，“关于时间：时尚与时光（About Time：Fashion and Duration）”。2020年恰逢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建馆150年，由策展人Andrew Bolton确定的这一主题，旨在回顾从1870年到2020年的时装史。展览在按照时间轴进行梳理，同时运用“时间折叠”的颠覆形式，将不同世代的服饰放在一起进行对照，体现过去与现在并存的理念。

虽然展览推迟到10月举行，但Vogue近日公布的部分展览作品图片，1949年Charles James和1984年Jean Paul Gaultier两件拥有相似胸部锥形设计的黑色晚礼服被一同放置，1885年拥有巨大裙撑的维多利亚时期裙装与1986年山本耀司对裙撑的结构设计形成微妙对比。其他展陈还包括1895年的晚礼服与2020年由Sarah Burton设计的Alexander McQueen。

Andrew Bolton如此解释策展思路，“这是对碎片化、不连续和异质性的时尚史的重新想象。”他从1992年Sally Potter的电影《奥兰多》中得到展览灵感，这部电影根据Virginia Woolf同名小说改编。其中有一个精彩场景是演员Tilda Swinton穿着18世纪的女式长袍进入迷宫，当她在迷宫中奔跑时，她的衣服换成了19世纪中叶的衣服，随后她重新出现在了1850年代的英国。

20世纪初法国哲学家Henri Bergson的“时间”概念也启发了Andrew Bolton。他认为时间是连续而流动着存在的，在这种流动中，思想、感情和记忆一起存在，而把它们以线性序列的形式分开是没有意义的。AndrewBolton与艺术家Es Devlin合作，将展览构思成了一个“60分钟的时尚研究”，60件服装按照时间顺序排列，展示了一个半世纪以来不断变化的廓形和伴随着它们的肢体语言。

在如此直观的对照形式面前，不同时代时尚的相似性变得显而易见。或许科技世界深刻相信进化论，但历史不过百年的现代时尚界却已经变成“轮回”的坚定信徒。

在周而复始按季节划分的时装周，以及年复一年的Met Gala盛会中，时尚界塑造了一种周期性时间观。人们默认这次时装周结束后就是下一次，这一年的Met Gala之后又是新一年，80年代流行趋势结束后可能是90年代，这个创意总监出局后总会有下一个。虽然时尚与变化同行，但事实却是，时间的规律让整个行业在过去几十年内陷入了思维惯性。

直到疫情让人们原本习惯的一切戛然而止。

72年来首次，被称为时尚界奥斯卡的Met Gala被无限期推迟，与此同时，纽约也成为疫情最为严重的地区。若Met Gala在刚刚过去的5月4日如期举办，今日的时尚媒体头条应该属于红毯照片。由于今年的展览主题十分宽泛，人们推测明星名人的红毯着装将围绕复古主题进行更自由的发挥。

在3月的巴黎时装周上，今年担任Met Gala联合主席的Louis Vuitton女装创意总监Nicolas Ghesquière，为呼应展览主题，已经将2020秋冬系列以Anachronism（时代错位）为命题，囊括了从新古典主义风格到登月服灵感的服饰。

然而反过来看，Met Gala的突然延期却又恰好切题，体现了时间的随机、无序和不可预测，而这本该是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时尚所应有的样子。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中，时尚界都在既定的框架下寻求创新，但这样的创新最终被证明是有限的，最终沦为自我重复。时尚界到底究竟是在进步还是重复，展览中不同时期的对话提供了对此进行反思的契机。

即便是对于Met Gala活动本身，变革也早已写上日程。为了在疫情期间延续Met Gala的传统，主办方以YouTube直播的形式推出另一项活动“A Moment With the Met”。Vogue主编Anna Wintour担任主持人进行发言，配以乐队演出和Virgil Abloh的DJ表演。众多明星名人也在社群媒体上分享了历年的Met Gala回忆。Vogue还在YouTube平台推出一系列Met Gala主题视频，包括Cardi B等人拍摄的Met口述历史。

问题在于当一切过去，Met Gala是否还能在一个被彻底改变的后疫情时代照常举行。以及除了怀旧和回顾，Met Gala还能做出哪些改变。毕竟，拥有72年历史的Met Gala也并非一直如人们当前所见。

1920年代，剧院制作人Irene Lewis和舞台设计师Aline Beinstein发现爵士时代的文化可以为戏服设计师提供灵感，于是开始了时装收藏。到了1946年，时装收藏已经达到了8000件之多，正式加入大都会博物馆成为时装馆收藏。1948年，为时装馆展览募资的慈善晚会Met Gala在出版人Eleanor Lambert手下诞生，Eleanor Lambert不仅推出了纽约时装周，也发明了最佳着装榜的概念，她结交了各路名流，用“年度派对”这样的概念包装Met Gala。

随后在前任传奇美版Vogue主编Diana Vreeland的手下，Met Gala进一步演变成为人们今天所见的样子，包括开启了延续至今的客座主席机制。除了为时装馆募资，Met Gala开始承担为大都会博物馆时装馆展览进行推广的任务。在Diana Vreeland 1989年去世后，社交名媛Pat Buckley接手Met Gala，将这个活动继续打造成最高调的时尚社交活动，并开始高价出售晚宴结束后的派对门票。

1995年，现任美版Vogue主编Anna Wintour掌舵Met Gala。在她的领导下，Met Gala才算真正实现了商业价值最大化，并获得了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成为高度品牌化且利润丰厚的营销活动。目前Met Gala每年的单人票价在3万至5万美元之间，一张桌子的套票在20万到30万美元之间。1960年，该晚会的单人票价仅为100美元，门票能在活动前两周售完。如今Met Gala能为展览贡献了大约1350万美元收入。

大都会博物馆此前陷入艰难时期，赤字为1500万美元，面临裁员计划，但时装馆似乎正在蓬勃发展。往常五个访客中只有一个愿意支付25美元的建议入场价，但Met Gala仅凭一个晚上600到700位客人就募集到8位数的资金。对于困难中的大都会博物馆，这样成熟的商业运作和募资数目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

在Anna Wintour的执掌下，Met Gala与商业品牌之间的关系也愈发紧密。品牌通常会包下晚会的一个桌子，各自邀请明星身着品牌服饰参加晚会。作为主赞助商的品牌还需承担晚宴和展览的开销，去年的赞助商品牌是Gucci。

在Met Gala筹款活动中花费的金钱不仅是对时装展览贡献善意，更重要的目的是提升品牌在市场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尽管成本高昂，这对于有实力的品牌而言依然是一个能够获取曝光的良机。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2017年大都会博物馆展览的主题是川久保玲，但Met Gala上穿川久保玲衣服的明星却很少的现象，因为特立独行的川久保玲不会为了品牌曝光对明星和晚会进行市场营销。

一些业内人士担忧，由于社群媒体对视觉刺激性图像的偏爱，如今过于商业化和娱乐化的Met Gala成为了明星争奇斗艳、吸引点击率的场合，遮盖了时装展览原本的思考意义。时尚不应只是肤浅而千篇一律的红毯最佳着装榜单，还应该关注时装本身的故事和意义。

Anna Wintour影响力的可持续性也引发了担忧。她毫无疑问是对Met Gala和美版Vogue拥有绝对的影响力和不容置疑的控制权。Anna Wintour对嘉宾名单掌握著绝对的选择权，她可以剔除她认为不符合活动形象的嘉宾，即便对方支付门票。2014年，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时装馆正式更名为Anna Wintour Costume Center，就是这种影响力的体现。

康泰纳仕集团首席首席执行官Bob Sauerberg曾评价Anna Wintour称，“她要为集团全部人提供建议，她是我们的创意舵手，同时也是一位了不起的商人。”有数据显示，Anna Wintour已经累计为Met Gala筹集了近1.75亿美元。

但是从2018年以来，业界频传由于董事长Jonathan Newhouse并不喜欢Anna Wintour强烈控制欲的作风，任职超过30年的Anna Wintour即将离任，潜在继任者为英国版Vogue主编Edward Enninful。消息传出后立即遭康泰纳仕集团否认。

该消息为时尚界的未来发展带来了诸多不确定性，令不少业界人士开始走出思维定式，试图描绘一个后Anna时代的行业版图。而如若Anna Wintour果真于离任，最直接的影响就是Met Gala，但这对于Met Gala和时尚界而言未必不是一件有利于迭代创新的好事。

变革的迹象正在趋于明显。从社群媒体上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不再满足于传统的Met Gala，Met Gala毕竟是少数人的狂欢。

据纽约时报最新报导，Twitter上出现了一个由Z世代年轻人组成的社群High Fashion Twitter简称hft。而在Met Gala原本应举办的5月4日，11名年轻策展人在线上自发举办了首届hft Met晚会。参与者以#HFMetGala2020为标签，将他们的着装方案用拼贴画灵感版和其他图文并茂的方式展示出来并发布在Twitter上。有近900人报名参加了这一线上活动，是去年Met Gala参与人数的近两倍。

当Met Gala致力于创造稀缺性的同时，这群大部分还在上学、但渴望透过着装表现自我的年轻人已经在社群媒体上开始对Met Gala进行开放化。其中一位策展人表示，“Met Gala一直是排外的活动，我们要把它带到全世界。”他们认为Instagram更多的是基于图像而不是知识，是被操纵和虚假的社群平台，因而选择Twitter。此外他们也不会对参加线上Met Gala的人们进行最佳着装榜的排名。

该刊时装评论人Vanessa Friedman表示，在这里，服装的选择是由理性和研究决定的，而不是销售、名人和相互攀比的游戏。“晚会嘉宾”要为他们自己的穿着负责，而非品牌或造型师。

尽管这群年轻人推出的线上Met Gala制造的影响力还十分有限，但是它在这个关键节点的出现，对于后疫情时代的Met Gala是一个重要隐喻。hft群体的线上Met Gala晚会从去年11月就开始筹备，这意味着它并非因Met Gala推迟而推出的替代活动，Met Gala对当下年轻人需求的缺乏回应在疫情之前就已暴露。所以无论是线上Met Gala的出现和Met Gala被推迟，都是一场打破惯性的“及时雨”。

正如一位中国企业家不久前在股东信中所写，“时间很可能不应该是方程式中的一个可逆参数，它更像是一个不可逆的向量。它是一股强大的有方向的力量，默默地驱动着我们所见所感的一切事物。无论我们多么固执地渴求着对称和永恒，时间总是在不断制造著世间种种的不对称、不可逆以及死亡。”

期望疫情之后的时尚行业恢复如初是不切实际的愿望。无论是Met Gala、传统时装周模式还是整个时尚行业都会发生不可逆的改变，来面对“时间”的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