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的Pantone！没有摄影的时代，达尔文靠它精准描述异国生物

“透过草编帽的缝隙，我被海洋美丽的颜色震慑了。”1832年3月，达尔文（Charles Darwin）在小猎犬号（H.M.S. Beagle）行经巴西阿布罗略斯群岛（Abrolhos）外海时在日记中写道，在这本日记中，他将此处的海水形容为“靛蓝（Indigo）中带着蔚蓝（Azure blue）”，天空则是“柏林蓝，再加上一些群青（ultra marine）。”

达尔文当年仅23岁，以随船博物学家的身份登上军舰小猎犬号已有三个月，沿途他收集了大量岩石、化石、动植物标本，并且定期将采集来的样本送回剑桥大学，与他同时代的博物学家一样，除了少量素描，达尔文绝大多数样本都是以文字纪录，为了精确描述颜色，他随身携带着一本由苏格兰植物学画家帕特里克西米（Patrick Syme）出版的色彩书《维尔纳色彩命名法》（Werner’s Nomenclature Of Colours）。

色彩书、色帖，一般被认为是二十世纪的产物，每年都会公布来年的流行色的色彩研发公司Pantone，最初正是在六〇年代借由为制造业、印刷厂提供标准化色彩而崭露头角，但其实将颜色标准化的尝试，早在18世纪末就已开始。

在摄影发明之前，肉眼看见的事物，只能以文字和绘画来捕捉，而科学家为了以精确的言词来描绘标本，对于自己观察到的颜色该以何种词语描述，自然非常讲究，一七九〇年代后期，德国矿物学家Abraham Werner设计了一套标准化的配色系统，以一致的术语来描述最微妙的色差，之后苏格兰植物学画家Patrick Syme延续Abraham Werner的方法，再用更生活化的视角，将各种颜色与动物界、植物界与矿物界的动、植、矿物加以对照，创建书中像诗一样美的彩色图表。

例如，苏格兰蓝（Scotch Blue）的参考物是“蓝山雀（Blue Titmouse）的前颈”，脱脂奶白（skimmed-milk white）则是“寻常蛋白石”与“人类的眼白”，达尔文看见的柏林蓝，被Patrick Syme形容为蓝松鸦（Jay）的羽毛。

达尔文随小猎犬号航行了五年，回到英格兰后，他将游记加以整理，1839年出版《小猎犬号游记》（The Voyage of the Beagle），他曾表示，这本游记中所提及的所有颜色，都是以“我手中的书”来命名的，在游记里，一只墨鱼被他形容带有“风信子红（hyacinth）与栗棕色”，海蛞蝓（sea slug）则是“樱草花（primrose）的黄色”，即使在图画与标准颜色褪去后，这些生动的文字，仍然足以在那个没有摄影的年代，为读者提供生态的图像，有位《小猎犬号游记》的书评就曾因此称达尔文是“书写景色的一流画家”。

《维尔纳色彩命名法》是19世纪最流行的色彩书之一，当时由于彩色摄影尚未发明，博物学家为了能如实重现看见的自然景物，试图发展一套精确的标示系统来形容所看到的颜色，让看见文字叙述的人，即使没有见过实物，仍可以如实在纸上重现博物学家看见的色彩，美国密苏里大学堪萨斯分校（University of Missouri–Kansas City）语言学教授Tanya Kelley指出，当时的科学家与艺术家所使用的文字，虽然使形容色彩的字汇变得更复杂、庞大，但的确可以让没有见过实物的人，精确地在纸上重绘出博物学家所描述的颜色。

“我们觉得梾木（dogwoods）就只是绿色，但其实它的叶子底层有一层灰晕，而白杨木（poplar）的叶片则有一抹银色。”Tanya Kelley说，“而且有许多事物你从来不会认为它们是同一个颜色，例如蘑菇和绿头鸭（mallard）的翅膀，但你只要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它们确实是同一种色彩。”

尽管在彩色摄影发明后，以精确的词汇形容色彩不再是科学家观察时的第一要务，但Tanya Kelley认为，语言作为连接人类思想与情绪的桥梁，对于现代人来说，仍然非常重要，例如目前知名度最高的Pantone色彩系统，虽然是以数字为色彩编号，但仍会给予特定颜色诸如紫外光（Ultra Violet）、活珊瑚橘（Living Coral）等生动的名称，因为这些文字能为色彩带来额外的故事。

“《维尔纳色彩命名法》提醒我们，很多时候一个词的效果，胜过千张图片。”Tanya Kelley表示。

资料来源：Fast Company、AD、The New Yor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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