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就是敢！“时尚太后”戴安娜佛里兰的审美观：如果没有风格，你谁都不是

1970年代初期，刚从《Vogue》美国版总编辑刚退位的“时尚太后”戴安娜佛里兰（Diana Vreeland），虽高龄70，但无论经典色情片《深喉咙》（Deep Throat），还是纽约知名夜店“54俱乐部”，她全都了若指掌。戴安娜每天都让女仆为她梳妆打扮，在隆起的高颧骨打上厚重的腮红，搭配嘴唇和指甲“红不惊人死不休”的色彩，这样招牌的“歌舞伎妆”，成为她个人的鲜明印记。

最爱红色与巴黎 “丑陋的小怪兽”化身时尚指标 从小被母亲称为“丑陋的小怪兽”的戴安娜佛里兰，并没有把自己宽嘴、黑卷发、鹰勾鼻的缺点隐藏起来。从小就喜欢红色的她，选择剪短头发，将面容打白，搭配胭脂红的腮红，并涂上鲜红指甲油。这种放大原本缺点的策略，反而为她营造出优雅的感觉。

即便先后担任美国版《Harper’s Bazaar》时尚编辑、《Vogue》总编辑，及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服饰典藏馆（Costume Institute）特别顾问，戴安娜佛里兰却从未打从心底接受以实用为诉求的美式时尚。创办纽约时装周的埃莉诺兰伯特就说，“她从不认为美式时尚代表什么，法国才是她心中的梦幻世界，她的心中有一所位于法国的时尚学院，里面传授立体派、印象派等知识。”

1927年随先生迁居到伦敦的戴安娜佛里兰，在伦敦开了一家内衣店，吸引不少名流上门光顾，但她却常说，“伦敦最好的地方就是离巴黎很近。”时常利用地利之便到巴黎拜访香奈儿（Chanel）创办人可可香奈儿（Coco Chanel），并把这段置身欧洲的时光视为她人生最美好的回忆。

时尚观点植基于欧洲旅居经验的戴安娜佛里兰，穿搭风格一直没有太大差异，也始终是时尚指标，唯独头饰、鞋子随着时代不同而改变。1930年代起，她先是喜欢戴头巾，而后爱上网状帽，最后又转而不戴帽子，直到1960年代时才梳“歌舞伎头”。至于鞋子，《Harper’s Bazaar》时期的她偏爱T字系带鞋，转任《Vogue》后则多穿Roger Vivier的经典金属方扣粗跟鞋（pilgrim pumps），但不管何种鞋款，她每天一定会请家中女仆将它擦亮。

第一个把比基尼带到时尚杂志的推手 戴安娜佛里兰担任《Harper’s Bazaar》时尚编辑时，负责一个叫“The HB Look”的单元。这个单元除了鼓励读者大胆选择穿搭颜色，也常呼吁时尚界“向非洲汲取灵感”。她说，“一件新衣服不会让你走遍各地，而是穿着衣服的那个灵魂，这个灵魂呈现你过去经历过的人生，还有你未来会做的事。从这个陈腐的世界中，选择令人陶醉的方式遁逃，就是时尚。”

1947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不久，戴安娜佛里兰到法国蔚蓝海岸（The Côte d’Azur）度假，看见有人穿着比基尼，突然灵机一动，想让模特儿穿着比基尼登上《Harper’s Bazaar》。时任她助理的芭芭拉史丽芙卡（Barbara Slifka）说，“她让模特儿在办公室穿上比基尼时，我们全都在场，然后我们全都吓呆了，因为当时真的没看过这么暴露的服装，但她就骂我们，‘你们如果还是持续这种态度的话，你们会让人类文明倒退1,000年。’”

当时也和戴安娜佛里兰共事的知名设计师卡洛琳舒尔（Carolyn Schnurer）说，“身为一个编辑，戴安娜总是色彩正确、时尚正确、轮廓正确。她要我剪裁时把泳衣腿部前缘修短，但要避开旁边，使腿部看起来更长。她也是第一个坚持要我做比基尼的人。那时候除了法国、意大利，根本没人敢穿比基尼，但她还是一直耳提面命，要我布料‘用少一点！’‘用少一点！’”

管你是谁，有自己的风格最重要 1960年代全球各地学运风起云涌，摇滚、嬉皮等次文化元素大大影响主流社会，恰好这也是戴安娜佛里兰在美国版《Vogue》呼风唤雨的年代。那时，她找来滚石（The Rolling Stones）乐团主唱米克杰格（Mick Jagger）、身材瘦小的名模崔姬（Twiggy）、身高190公分的薇露希卡冯伦道夫（Veruschka von Lehndorff）等人登上《Vogue》，并声名大噪。

其中，来自英国的米克杰格1964年登上《Vogue》时只有19岁，留着一头厚重短发，搭配显眼的厚唇，虽然在英美知名度还没打开，却流露着一股桀骜不驯的自信。当时英国版《Vogue》拿到他的照片时，原本不想刊登，还呛美国版《Vogue》工作人员，“不可能登他的照片！他是谁啊？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个人是谁。”

但当摄影师大卫贝利（David Bailey）把照片呈给戴安娜佛里兰看时，这位眼光独到的时尚太后却立刻大气的说，“我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但他看起来很棒，所以我们要登他的照片。”后来，米克杰格果真人气高涨，她每次想到这件事总对媒体说，“你看他那双丰唇，真是太到位了！”。

而另一位英国名模崔姬，短发、大眼、纤瘦，洋溢着小女孩般的天真无邪，身高虽仅172公分，不算得天独厚的超模身材，但仍深受戴安娜佛里兰重用。她回忆，“和戴安娜见面总像是觐见女王，她总是高高在上，对我说着她有多么‘爱慕’我，我知道或许我能在纽约与美国成名都要归功于她。”

作风与当今时尚编辑和评论家迥异的戴安娜佛里兰，对于服装秀、伸展台外的世界永远保持开放心胸，这也归功于1960年代大众文化、民权运动崛起的时代背景，让她可以尽情挥洒，包括歌手雪儿（Cher）、女高音玛丽亚卡拉丝（Maria Callas）、导演卢契诺维斯康堤（Luchino Visconti）、雕刻家亚历山大考尔德（Alexander Calder）、楚门卡波堤（Truman Capote）都曾在她担任总编辑时期登上《Vogue》，并大受欢迎。

从自身穿搭、杂志选题、人物挑选，戴安娜佛里兰的审美观不仅独树一帜，还走在时代浪潮的尖端。曾为她拍摄纪录片《时尚教主戴安娜佛里兰》　（Diana Vreeland: The Eye Has to Travel）的导演，也是她次孙亚历山大佛里兰（Alexander Vreeland）妻子的丽莎英莫迪诺佛里兰（Lisa Immordino Vreeland）就说，“她的态度就是，‘如果你有个长鼻子，请将它保持好，并变成你的金字招牌。’这也是她找芭芭拉史翠珊（Barbara Streisand）当模特儿的原因。”

而这一切，都可回溯到戴安娜佛里兰常说的，所有拥有风格的人都有一种特质，就是‘原创性’（Originality），“你一定要有风格。它会帮助你下楼梯，它也会帮助你早上从床上爬起来。它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没有它，你谁都不是，我所说的不是一大堆的衣服。”

资料来源：Vanity Fair、The Guardian、CNN、Harper’s Bazaar、BBC News、Independent、Diana Vreeland Leg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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